学院新闻

第十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26-11-16
浏览次数:

2026年11月8日,第十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论坛以“全球数字法治的范式演进与共同未来”为主题,设两场主题报告和三个专题研讨单元。

论坛开幕式

时间:2026年11月8日08:30—08:55

论坛开幕式由中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法学院教授蒋建湘主持。蒋建湘教授向与会嘉宾及长期关心支持论坛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回顾了论坛的发展历程。十七年来,论坛积极回应国家法治建设进程,议题与形式虽不断变化,但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真问题的初心始终不变。他指出,本届论坛首次以国际学术研讨会形式举办,具有重要意义。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等问题难以由一国法律独立回应,需要各国共同探索规则。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字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治理实践,这些实践也需要接受国际同行的检验。本届论坛的国际化转型,意味着学术交流不再局限于经验引介与制度比较,而是立足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与各国学者共同探讨人类数字生活的规则基础。他同时强调,“法治中国·湘江论坛”对中南大学法学学科建设意义重大。论坛的持续举办不仅带来了前沿议题与合作网络,也为师生与国内外一流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创造了重要机会,并推动学术研究从跟随议题走向设置议题。

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致辞。李建成校长代表中南大学向与会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对各界长期以来给予学校的关心支持致以衷心感谢。他指出,中南大学坚持综合性大学办学定位,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持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学校法学学科历经数十年发展,建设成效显著,培养了一大批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为法治中国、法治湖南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李建成校长强调,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活、工作方式以及研究和教育范式,数字浪潮也在重塑社会形态与全球治理体系,数字法治已成为国际治理竞争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本届论坛恰逢“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围绕全球数字法治的范式演进与共同未来展开研讨,有助于梳理数字治理的法治脉络,促进互学互鉴、凝聚治理共识。他期待与会专家立足中国实践、放眼全球格局,形成富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为数字法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湖南省立法研究会会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谢勇致辞。谢勇会长指出,“法治中国·湘江论坛”立足中国法治实践,汇聚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为理论探讨与经验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持续推进数字湖南、法治湖南建设。《湖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湖南省数据条例》相继施行,为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资源利用和数据权益保护提供了地方立法支持。本届论坛为海内外专家分享实践经验、深化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契机。谢勇会长强调,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应围绕共同问题深化比较研究,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创新发展与权利保障,加强学术合作,推动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相互促进。他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与实务部门的交流合作,通过案例比较、跨学科研讨等方式深化数字治理研究,为完善相关规则提供参考。

论坛主题报告(一)

时间:2026年11月8日08:55—10:25

开幕式后,论坛举行以“数字法治全球对话”为主题的第一场主题报告,由湖南省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可议和中南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毛俊响教授主持。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以《全球数字法治范式转型与人类数字共益的法治求索》为题作报告。江必新指出,全球数字法治正在发生范式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治理逻辑的变革,从被动后置走向主动前置;二是治理场域的变革,从国别分离走向全球联动;三是价值目标的变革,从单一权益保障走向多元共益统筹。数字共益的四个维度分别为数字安固之益、数字公平之益、数字尊生之益、数字有序之益。立足新方位,面向新格局,他主张以四条法治路径推动数字法治范式转型,维护人类数字共益:第一,以良法善治夯实国内根基,筑牢数字共益的制度底座;第二,以协同治理破解碎片化的困局,构建多元共治的新格局;第三,以多边主义重塑规则,构建公正普惠的全球数字秩序;第四,以价值前置护航技术向善,守住数字文明伦理和法治底线。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利明以《人工智能体应用中的侵权责任认定》为题通过视频作报告。王利明教授主张坚持“责任在人”,并根据人工智能体所涉产品、服务的性质分类归责。信息服务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符合产品责任条件的适用严格责任。对于多主体参与和算法黑箱造成的认定困难,应根据各方过错及原因力分配责任,必要时通过因果关系推定缓解举证负担。他还提出强化风险预防,运用公益诉讼等机制应对大规模微型侵权,并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为技术创新保留空间。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法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托马斯·默勒斯以《法律方法与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为题作报告。托马斯·默勒斯教授指出,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文书起草和论据搜集的效率,但从一般规则推导个案结论,仍须运用法律方法解释、推理并给出理由。面对规则不明确或存在漏洞的情形,法律人需要从正反两面构造论证。他建议法学教育加强对开放性问题的分析与论辩训练,并强调应由法律人检验人工智能生成的推理与结论。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胡建淼以《数字法治与行政法》为题作报告。胡建淼教授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责任分配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化的影响,提出应研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字平台的法律地位及其义务。应在自动化行政行为的技术流程中落实事先告知、陈述申辩和听证等程序保障,并保留有效的人工沟通渠道。对于批量行政处罚,他提出应厘清平台与入驻经营者的责任,并审视罚款是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原校长、法学院荣誉院长、欧洲学院欧盟法教授克里斯蒂安·梅斯特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为题作报告。克里斯蒂安·梅斯特教授介绍了欧盟如何围绕基本权利与安全建立人工智能的风险分级监管框架,按风险程度配置禁止性规定、合格评定、人工监督及透明度等要求,并对提供者、部署者等六类主体差异化分配义务。他还介绍了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专门规则,结合科学技术等活动的适用边界和法案的域外效力,说明这套制度如何兼顾风险防范与创新空间。

《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黄文艺以《数字法治的三维阐释》为题作报告。黄文艺教授从法律与技术的三种关系解释数字法治:一是以法律规范数字技术,界定数据权益,规制算法歧视等新型侵害;二是以数字技术赋能立法、执法和司法,推动法治运行方式变革;三是在特定场景运用技术措施预防违法行为。他借布朗斯沃德的“法律3.0理论”说明治理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转变的可能,同时提醒应防止技术治理侵害隐私、限制自由,为法律的价值判断保留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教授毕雁英以《数字法治发展中的竞合格局》为题作报告。毕雁英教授比较了欧洲权利本位、美国市场与安全双轨、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三种治理路径,指出规则竞争主要集中在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平台治理和数字供应链。鉴于数字风险具有跨境外部性,各方仍可依托联合国框架、大国对话、面向“全球南方”的能力建设和多边协定开展合作。她认为,主要经济体的规则竞争将长期存在,全球普遍性规则框架与小多边机制并行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陈坚以《数字时代的司法回应》为题作报告。陈坚副院长从责任主体确定、电子数据审查与算法审查等问题出发,分析了在线诉讼与传统诉讼原则的衔接、司法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兼顾等问题。他介绍了湖南法院深度运用全国法院“一张网”推进在线诉讼、依托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法答网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的实践,并谈到对数字时代衍生的个人信息、平台劳动者和企业数据等权益的司法保护。他强调,人工智能应当处于辅助地位,涉及价值判断和伦理考量的裁判应当坚持法官的主体性。

论坛主题报告(二)

时间:2026年11月8日10:35—12:05

第二场主题报告同样以“数字法治全球对话”为主题,由《法治日报》理论部主任陈虹伟和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敏纯先后主持。

中宣部版权局原副局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段玉萍以《AI时代著作权制度面临的新挑战》为题作报告。段玉萍副会长指出,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制度面临训练使用作品的合法性、AI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及侵权责任三方面挑战。她认为,AI训练涉及作品复制,应受著作权人复制权控制,合理使用的认定应遵循三步检验标准,坚持利益平衡。整体由AI生成的内容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侵权责任则应综合服务类型、训练数据来源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区分使用者、开发者与提供者的责任。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皮特·赫尔曼以《五个迥异的案例与一个共同问题:数据化时代的责任》为题作报告。皮特·赫尔曼研究员指出,在员工解雇等情形中,应明确企业角色,运用文件记录、后果评估等法律工具,区分法律后果与事实后果。他认为,自动化决策可能取代个人意志,因此应坚守人的主体地位。公共品的供给应立足责任而非机会,避免机会主义损害其公共性。他强调,应负责任地使用技术,法治不仅是抽象、中立的规则,也与社会及共同体的发展方向相关。

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胡玉鸿以《人工智能时代法律职业“变”中的“不变”》为题作报告。胡玉鸿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虽能提升司法效率,但也引发法律职业者被替代的担忧。他强调,在技术变革中应坚守法律初心、职业操守和人文情怀。法律初心包括服从法律、发展法律、保障人权和维护公平正义;职业操守要求坚守清廉准则,不得借助人工智能逃避职责;人文情怀则要求秉持“哀矜折狱”精神,对当事人抱持悲悯之心。机器若取代人的判断,可能导致人被工具异化,甚至形成科学精英借助机器对人的主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王锡锌以《“算治”与“法治”的协同演化》为题作报告。王锡锌教授指出,数字行政与智能行政的兴起,既源于国家治理能力补强的需求,也受到技术发展的推动。“算治”的核心特征包括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融合、行政行动的智能化及治理的平台化,并对传统法治的规则之治、理由之治、程序之治和责任制度带来冲击。他指出,权力看似沉淀于技术系统,实则转移至系统设计者。对此,应根据权力关系的变化发展相应的调控技术,推动“算治”与“法治”协同演化。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比较法研究》主编解志勇以《中国数字法学的范畴与体系》为题作报告。解志勇教授指出,数字法学具有跨学科属性,其知识体系包括承继传统法学框架、传统二级学科数字化升级及自创生知识体系三个部分,核心范畴涵盖网络法、数据法、人工智能法、算法治理和数字伦理法。他认为,人工智能应坚持其工具属性。数字法学须遵循发展、安全、公平和道德四项原则。他同时强调平衡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避免因立法不当制约数字产业发展。

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宋华琳教授以《自动化行政监测的法律控制》为题作报告。宋华琳教授指出,自动化行政监测拓展了行政调查取证范围,也引发法律授权、程序规范及隐私保护等问题。他认为,自动化行政监测分为辅助类、部分自动化和全自动三类,主张按权利干预强度实行差异化控制:辅助类可依职权调查开展;部分自动化宜由法律、行政法规设定;可能限制基本权利的全自动监测则适用加重的法律保留。同时,应遵循比例原则,完善审核程序与权利保障,防止过度监测。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人权》杂志社编辑李忠夏以《数字基本权利的规范本质和宪法实现》为题作报告。李忠夏教授指出,基本权利除防范国家公权力外,还具有调控社会、塑造社会秩序的功能。他援引卢曼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理论,认为以信息为媒介、以线上与线下为符码的独立数字领域可能正在形成,数字人格亦可能从社会人格中分化。数字基本权利在个人层面主要体现为数字人格权,在平台层面主要体现为数字财产权,个人对数据并无直接财产关系。由此,相关权利的保护范围及干预的合宪性证立呈现新特点。

2B36F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王锴以《数据主权的宪法意涵》为题作报告。王锴教授指出,数据主权是国家对本土或本国公民所产生数据的最终决定权。数据归个人所有面临识别困难、价值有限等问题,归企业所有则易导致垄断与平台权力扩张。他主张将大数据视为公用物,以促进数据合理利用,并提出一般利用、特别利用、特许利用和私法利用四种方式。对外以对等措施回应长臂管辖,对内保障民众对平台的监督权,由国家发挥最终仲裁作用。

第一单元 数字主权、数据跨境流动与全球法治协调

时间:2026年11月8日14:30—15:30

第一单元研讨主题为“数字主权、数据跨境流动与全球法治协调”,由中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彭中礼主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程琥和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实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红霞担任评议人。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黎四奇以《信息科技下法学学科如何交叉》为题作报告。黎四奇教授指出,法学与技术学科开展交叉研究,需要先厘清“数字”“人工智能”等基础概念,避免因概念含混而错置研究问题。与法学同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相比,法学与技术学科的合作要求研究者理解代码、统计方法和大语言模型等。他以法学院与计算机学院合作为例,分析了跨学科交流中的知识壁垒,建议反思文理工分科过早、专业划分过细的问题,通过宽口径培养为法学与理工科的实质交叉创造条件。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素华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法治障碍与制度因应》为题作报告。张素华教授结合多地调研指出,数据要素流通面临“供不出、流不动、用不好”的困境,公共数据开放不足、数据垂直管理、多头监管、平台垄断以及跨地区跨部门壁垒是重要成因。数据产权的三权分置从数据资源所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简化为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但数据的可复制性与非排他性使传统物权、债权框架难以直接解释数据权益,数据产权登记的公示效力也有待明确。她提出,应完善数据立法和配套标准,统筹场内外交易,协调安全监管、容错机制与流通激励。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振以《公共性权力的治理:重审数字与法治的关系》为题作报告。朱振教授区分了“数字法治”的三种用法,即数字时代的法治、以数字手段推进各领域的法治建设、法律规则的代码化,并追问数字法治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独立的法治价值。他指出,这一判断取决于数字时代是否创造出了新的权力类型。数字技术既使行政权力如虎添翼,形成“数维坦”,也使掌握数字产品及专业技术的平台等形成事实上的管理权力。前一种权力本质上还在传统法治的规制范围内,而后一种权力足以支配个人在数字空间中的生活,是一种新的权力类型,有必要从公共性权力治理的角度审视其性质与约束方式。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多奇以《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合规困境调研及应对建议》为题作报告。许多奇教授结合对十家企业的调研,比较了中国、欧盟和美国跨境数据规则对安全、个人权利与自由流动的不同侧重。她指出,跨国企业在处理同一套数据时需要满足不同法域的审查要求,且往往采用严于外部规则的内部标准。监管要求不明确,也会推高企业合规成本。她建议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有关区域选取典型业务场景,公开合规案例和操作指引,提高企业对规则适用的可预期性。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靖以《数字教育主权时代的中外合作办学监管法治转型》为题作报告。徐靖教授指出,教育数字化使办学实施地、数据处理地与法律管辖地可能分离,监管应兼顾学生权益、办学质量与国家教育安全。她建议将办学机构、平台与数据纳入全流程监管,对教育数据分类分级,分别明确存储、出境及评估要求,并依据平台对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方式的实际决定权厘清其责任。各方可通过数据处理协议、算法透明和第三方审查,实现责任可识别、数据可获取、过程可验证。

赣东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盖弟·阿马尔·艾哈迈德·艾哈迈德(也门)以《数字主权冲突下的规则协调——以中国与海湾国家跨境数据治理合作为例》为题作报告。盖弟·阿马尔·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副教授指出,中国与海湾国家在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面临数据保护、出境要求、数据分类及网络安全规则差异。双方可在尊重各国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先通过双边或区域监管对话开展信息交换,再推进标准对接与合格评定结果互认。他建议建立常设数字治理对话机制,以双边协议或多边条约落实合作,并加强对阿拉伯国家法律与司法制度的研究。

在评议环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程琥作评议。程琥副检察长围绕黎四奇、张素华、朱振三位学者的发言展开评议。他认为,数字法治研究应先厘清数字、数据、数智与信息等概念,并突破传统学科划分,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数字综合法学。他提出,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如同网民的生活资料和平台的生产资料,数据确权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前提和基础,可进一步考察传统财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与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关系,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大制度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他还指出,数字技术对法治的影响已经显现,应研究数字环境下新型权利的保护方式,发挥法治对数字技术发展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通过法治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划定边界,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在评议环节,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实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红霞作评议。王红霞副教授指出,三位演讲人分别阐释了政府、企业、教育三个领域数据流动中面临的问题,揭示出制度缺位或制度模糊均不可取。数据流动制度设计需更智慧地平衡效率与安全。演讲人通过大样本调研和个案深究甄别风险谁担、利益谁属,并在此基础上以整体和动态分析提出落地制度建议,丰富和拓展了以权利为核心范式的传统数据研究。

彭中礼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单元的讨论集中于三个方面。数字法治研究应立足中国治理实践,将学科发展与市场制度、风险防控和行业监管相衔接。企业跨境数据合规应以实际调研为基础,回应经营活动中的具体难题。数字主权背景下的全球法治协作,有待各国和各地区在尊重规则差异的基础上共同探索。

第二单元 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

时间:2026年11月8日15:40—16:40

第二单元研讨主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由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何炼红主持,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刘介明和《科技与法律(中英文)》编辑部副主任姜文武担任评议人。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曲三强以《知识产权的哲学观》为题作报告。曲三强教授指出,任何法律制度都会有其局限性,但法治(rule of law)制度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他认同康德的观点,人类应当敬畏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看似彼此平行,实则相互联系:人类通过理性认知世界,理性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而理性又是借助语言表现出来的,正像维特根斯坦所断定的那样,语言的边界才是世界的边界。他指出,法律就是一种逻辑语言,人们通过语言认知、塑造并改造世界。他强调,科技应服务于人类,人类才是世界的主体;虽然科学技术具有工具理性,但并非孤立的存在,科学技术的应用必须接受正确价值观的引领,而正确价值观的塑造恰恰是知识产权理论的终极目标。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肖尤丹以《涉外知识产权法治的概念界定与规范结构》为题作报告。肖尤丹研究员指出,知识产权领域的涉外因素已从“纠纷引进来”扩展为“摩擦走出去、利益在海外”,管辖竞争、跨境执法对抗与取证冲突已成为现实问题。他认为,既有研究沿涉外因素与法律适用、管辖竞争与程序协调、域外效力与海外保护、涉外法治四条进路展开,但存在研究对象重复切割、概念混用、国家权力维度缺乏统一框架等不足。因此,应区分“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与“涉外知识产权法治”。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代法学》责任编辑王国柱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数据产品保护模式优位主义》为题作报告。王国柱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独立化、定型化和可交易的特征,属于数据产品范畴。他认为,数据产品保护模式可免于独创性判定、容纳更多形态并实现多元利益平衡,在确权逻辑、保护标准与制度构造上优于邻接权模式,较特殊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更易落地。他主张以“基于数据加工形成”“可满足特定需求”为形式标准,与作品模式递进衔接、与竞争法模式补充衔接,并作差异化权利配置。

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专利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友华以《从“开源豁免”到“适应性治理”:开放人工智能开发者侵权责任规则优化》为题作报告。刘友华教授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十三条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开源概念难以涵盖组件分别开放的实践,部分有价值的开放实践被归入闭源责任体系;二是规则偏重信息披露与责任豁免,易滋生“开源漂白”。他主张从开放对象、开放程度、开放权限三个维度认定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者的开放贡献,将获益模式纳入注意义务考量,并细化开发者在各环节的注意义务。

中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研究人员兰山可(巴勒斯坦)以《统一而非一体化:数字时代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商标法的立法统一与国家层面的分散实施》为题作报告。兰山可指出,共同的立法标准并不必然形成单一的区域制度体系。海合会统一商标法虽为商标定义、可注册性、专有权及执法机制等提供共同规则,但未建立统一商标局或区域注册体系,注册审查、异议申诉与执法仍由各国主管机关和法院负责。因此,同一商标在不同国家的审查标准、证据要求、程序期限及海关执法等方面仍可能存在差异。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壬癸以《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试点困境与对策》为题作报告。郭壬癸副教授指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试点已扩展至十七个地方,但各地在登记客体、登记主体、排除事由、登记效力与登记程序等方面规则不一,登记数量差异悬殊。他主张,登记客体应明确为数据集合,认定标准宜采取“合法获取、经过一定规则处理、具有实用价值与智力成果属性”四要件,登记主体应为数据处理者,登记程序宜实行实质审查,排除事由宜采用十一项排除说,登记效力则应立足登记证明主义。

在评议环节,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刘介明作评议。刘介明教授指出,曲三强教授的报告从哲学视角审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肖尤丹研究员的报告揭示了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所体现的国家法律秩序对内对外两种属性;王国柱教授的报告比较了数据产品保护模式的优势,其优位主义值得借鉴。他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冲击,本质上是对人这一主体的冲击。传统制度聚焦于人的创作、传播与损害,而人工智能的介入使特定表达的来源及其价值创造链条难以识别。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心应从属性认定转向效果衡量,在价值创造链条中设计合理的分配方案。

在评议环节,《科技与法律(中英文)》副主任姜文武作评议。姜文武副主任认为,王国柱教授的报告直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价值确定性与独创性认定的难题,突破传统作品保护路径,提出数据产品保护模式;刘友华教授的报告聚焦“开放”这一关键,揭示了开放模型与闭源模型开发者在控制能力上的实质差别;兰山可的报告反映了海合会商标保护统一而非一体化的客观需求。此外,他还就郭壬癸副教授提出的数据集合客体、实质审查程序与登记证明主义效力等建议作出回应,并介绍了《科技与法律(中英文)》扶持青年学者的办刊取向。

何炼红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单元六位发言人的报告既讨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基础和涉外法治结构,也关注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数据产品、开放人工智能开发者责任、区域商标法治以及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等具体问题,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的有机结合,展现了知识产权法学面对人工智能发展所作出的积极回应。

第三单元 数字法治的区域国别经验比较

时间:2026年11月8日16:50—17:50

第三单元围绕“数字法治的区域国别经验比较”展开研讨,由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文曲主持。《江海学刊》杂志社法学编辑胡敬阳和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助理研究员、《网络法律评论》编辑部主任辜凌云担任评议人。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副教授艾菲·坎·顾坎儿以《人工智能治理与数字法治的演进:国家模式的竞争与国际愿景》为题作报告。艾菲·坎·顾坎儿副教授通过比较政策文件,考察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国内治理如何影响全球治理。他将美国路径概括为“以主导替代治理”,着眼于使本国技术和标准成为全球基准。欧盟“以示范治理”,侧重风险管理、透明度与个人权利保护,其影响力受技术能力和成员国实施差异制约。中国的路径由多边主义和公共产品驱动,在强调技术竞争力的同时重视社会包容与人民对技术的可及性,通过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推动国际合作,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多边替代方案。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律科学》编辑鲁甜以《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与人权国际对话的障碍与纾解之道》为题作报告。鲁甜副教授指出,包括技术措施、过滤机制、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数智技术可能限制公众获取知识及利用公有领域作品,对人权保障与数字环境下人权的理解带来了挑战。究其原因,个人财产权保护的强化、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棘轮效应与知识产权的非理性发展,使既有机制难以回应国际人权保障需求。她主张以《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为规范基础,强调知识产权兼具私益与公益功能,通过水平机制推动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平等对话,并创建数智环境下的使用者权以确保公众的社会和文化权。

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穆罕默德·奥卡尤兹以《“无国籍状态”研究》为题通过视频作报告。穆罕默德·奥卡尤兹教授指出,现代国际法宣示人权的普遍性,个人在实践中主张权利却往往依赖由国籍确立的法律关系。他比较了无国籍者与有国籍的外国人在居留、工作许可等方面的救济机会,指出无国籍者更容易被排除在常规保障之外。德国等国也存在类似困境。理解无国籍者的处境,需要考察地缘政治变动、国家裁量及其所处的权力结构。

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黄明慧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中“湾区标准”的行政援引及其合法性控制》为题作报告。黄明慧副教授认为,“湾区标准”有助于统一技术语言并减少跨域监管摩擦,政策上的鼓励应用仍须与行政援引的法律授权区分。她将行政援引分为三类:依据型援引须遵守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原则;指引型援引须落实公开、公平竞争审查和信赖保护;媒介型援引须满足对等、透明和可退出的要求。对援引标准作出的不利行政决定,原则上应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朱铮以《智能监控的“人机进退”之辩》为题作报告。朱铮老师从监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出发,区分个人主导和技术主导两种模式,主张根据技术条件、使用场景及数据用途建立动态的分级分类规制。采集环节应审查目的和必要性,处理环节应防止数据拼接产生新的敏感信息,使用环节应说明调取目的、全程留痕并开展审计。他认为,应把规制落实到监控设备的使用者和部署者,由部署者承担首要责任,责任随自动化程度而异。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圆胜以《再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反思与体系重构》为题作报告。黄圆胜老师在反思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论的基础上,主张以拉兹弱至善主义自治观为理论基础,构建以主观权上的国家义务为主、客观法上的国家保护义务为辅的双层理论框架,并结合中美商业性营销信息规制实践,展示了这一新的“个人信息权—国家义务”理论框架的经验解释力。

在评议环节,《江海学刊》杂志社法学编辑胡敬阳作评议。他认为,跨国和区域交流是本届论坛的鲜明特点。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由人主导,法律职业中的判断与创造力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无国籍者面临的合法居住身份问题,他提出应深入研究国内法可以提供的保障。围绕智能监控,他认同责任应由人承担,并结合法院情绪监控、高校“数字围墙”等现象,强调法律应覆盖个人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的全过程。

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智能学院助理研究员、《网络法律评论》编辑部主任辜凌云作评议。他肯定了将国内人工智能治理与全球治理相联结的比较视角。他认为,知识产权与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需要通过制度调适加以化解,残障人士的权利保障值得进一步关注。湾区数据标准的差异与各地产业政策和保护利益相关,可深化跨地区立法协调。就个人信息保护,他指出,个人信息的识别方式和公权力实施保护的手段会随技术演进而变化,相关规则须持续回应。

陈文曲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数字法治研究关乎法律如何协调人与技术的关系,并强调,人工智能应服务于人,法治应坚持以人为本,引导技术发展回应人的需要。

闭幕式

时间:2026年11月8日17:50—18:05

论坛闭幕式由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清望教授主持。

杨清望教授代表论坛组委会向与会嘉宾,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感谢,并向为论坛筹划、筹备和组织工作付出辛勤努力的领导和师生表示谢意,号召大家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推动全球数字法治建设、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许中缘教授作论坛总结。

许中缘教授指出,本届论坛以“全球数字法治的范式演进与共同未来”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法治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在本体论层面,论坛围绕数字法治的基本内涵、基础范畴与价值根基,以及数字基本权利的规范本质与宪法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在方法论层面,论坛探讨了AI作品的法律属性和数据要素引发的法律问题,并从人工智能与法学方法论、比较法和区域国别经验等视角研究了数字法治的推进路径;在实践论层面,论坛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数据知识产权登记、AI生成物侵权、企业数据合规、数据跨境流动、算法治理中的人机关系、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探讨了制度建构、合规治理与规则协调方案。

许中缘教授强调,范式演进是理论与规则之变,共同未来是价值导向与目标取向。数字法治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模板,只有立足自身法治土壤,平等开展国际对话,才能塑造包容、安全与公平的数字法治新秩序。他认为,论坛已从国内学术交流平台发展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中国法治是世界法治的一部分,中国法治的成功经验可为世界提供借鉴,域外法治的成熟做法也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参照。对于算法与法治如何兼容、数据主权与数据流动如何平衡等问题,他期待与会学者进一步深化交流与研究。

一审:舒梦逸  二审:李 沫  三审:何炼红  刘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