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从业者的眼睛不能只向上看，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更多的是裤上带泥点的普通人，而非权贵与精英。我们需要的是平视，是向下观察，在基层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和法律工作者在期盼关切的眼光。”

——来自团队成员刘祉曼调研日志

曾无数次出现在新闻资讯与政府文件中的词语——“法治乡村”描绘的究竟是怎样的图景？湖南的乡村基层如何培育滋养法治的土壤？比之久坐于电脑前囫囵地浏览大量文献，这个暑期，用脚步所丈量的寸寸湘土赋予了求知的中南学子更真切的答案。

今年暑假，中南大学法学院“送法潇湘”实践团利用闲暇时间，实地走访了湖南邵阳武冈、长沙宁乡、永州道县的多个基层法治单位，与娄底新化司法局、益阳南县司法所负责人开展线上深度访谈，近距离了解法治运行过程，探寻基层法治经验。

邵阳武冈是探访的第一站，满满四天的行程涉及当地许多重点法治单位，这一程也为团队调研架构起乡村法治的基本蓝图。如何高效高质地为广大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是基层法治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乡村，因其熟人社会的性质，纠纷化解工作的开展还需法中容情。

武冈创造性地建立了由党委牵头，公检法司卫等多元主体联合参与的矛盾调处机制，在所辖地区多个村镇设立工作站点，对村级矛盾纠纷进行网格化摸排和案源分流，争取在情理法的交融中让纠纷化解在基层。武冈法院的刘波法官介绍到，“调解工作的高效开展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实现了定分止争，不仅让当事人省时省力，而且能够缓解基层法院的案件压力。”

在永州道县，调研团队却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如果说武冈的实践打造了“多元解纷机制”的亮丽名片，永州道县则困于凝聚多元主体，难于形成调解合力。道县人民法院的何亮能主任遗憾地表示，“当地缺乏相应的考核制度和政策、资金、人才的支持，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尽如人意。”地方调解工作的不顺使得纠纷都集中到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同时，这个地处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南部小县，因位置偏僻、崎岖多山，经济发展受限，当地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永州“劳务输出大市”称号下潜藏着的，还有县城中余留老弱妇孺对乡村法治的寥寥兴致。

当现实境况与理想蓝图碰撞时，实践团的成员感到深深的困惑与不安。毋庸置疑，道县的困境才是当下中国千千万万村镇正共同面临的困境：如何在资金、人才极度短缺的欠发达地区建立起法治工作的激励机制？如何让忙于生计的农民群众产生对法治文化的需求和向往？我们忧心这将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却在那些不懈投身于琐碎和辛苦中的基层工作者身上得到了答案。

调研期间，实践团曾协助刘波法官前往迎春亭白竹山村开展“防诈骗”、“防溺水”、“禁毒”综合主题普法活动。在白竹山党支部第一书记罗志军的组织下，几十名村民聚集于村服务中心的会堂，他们衣着朴实、皮肤黝黑，屋内仅有的几台风扇难以驱散炎炎暑气。“乡村法治工作者处理事务时要注意贴合性、把握边界感，与群众沟通时需保持谦抑，给予人文主义的关怀。”实地走访前，新化县司法局的王志雄主任于线上访谈中如是说到。在普法的第一线，刘法官和罗书记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担当——用乡音讲述真实案例，与农民群众平等对话，予以村民和风细雨般的关怀。

访谈中罗志军对山村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数家珍，这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依靠光伏扶贫项目、鼓励村民种植西瓜和玉米、建立稳定物流链等举措，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曙光。罗志军身兼驻村干部与武冈市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两职，他表示，从公检法司选出驻村干部下放，是上级部门对驻村帮扶重视的体现，而自身作为司法警察所储备的法律知识，在解决乡邻纠纷时也能起到有益的辅助作用。

宁乡市检察院政治部干警胡海涛用“戴着镣铐舞蹈”形容基层检察工作，“检察院的工作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把那些被忽略的法益保护起来”，言辞间流露出饱满的热情；大路坪人民法庭庭长唐少勇和肖雅文助理“背着国徽办案”，奔走在乡镇田野就地解决纠纷；南县司法所所长陈思文对乡村法治的未来充满期许，他用勤勉和耐心服务着农民群众.....这些基层法治工作者的眼中，并非充斥着疲惫和消极，而是闪烁着坚守与热爱的萤萤之光。

此次暑期实践让团队成员对于“法治乡村”产生了更鲜活、生动的认识，在与各个机关法治工作者的深度交流中，实践团的成员们也逐渐勾勒出未来择业的模糊轮廓，制定出自己的人生规划；同时，通过亲身参与普法活动、融入乡村法治实践，成员们收集整理调研信息和问题，学习地方特色经验，努力以研究形成的实践成果，为我国法治乡村建设建言献策。

离开道县时，何主任与实践团挥手作别，数不清第几次听见他说：“你们大学生能来经济落后的地方看看，我们很欢迎。希望等你们学成之后，也能去到基层，为基层法治建设工作做一点贡献。”是的，基层法治建设的重任赋予基层工作者，基层法治的未来却在千万学子身上。